《花火》这部电影电影的名字本身就暗含了“绚烂”和“消逝”，主角是警察西佳敬，他本有个可爱的女儿，可惜不幸离世，他有一个贤惠的妻子，可惜已是白血病晚期。
我们要承认这个角色是幸福过的，像无数个平凡人一样，曾经经历过为人父的喜悦，下班回到家能享受妻子不算太糟糕的厨艺。然而生活就像那句老话——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
北野武片子的特点在于台词少，运镜多。在欣赏《花火》的时候，你只是从警官西佳敬微微咧开的嘴唇，挑动的眉梢，倾斜的墨镜，似乎就能明白他下一步想做些什么。无声的语言艺术，考验演员功底，也考验导演的设计。
恰恰就是这样“话少即多”的特点给观众拉开一片想象的空间，观影感顿时变得无比舒适。减去繁琐的镜头和台词，一切随着一股轻柔叙事下的抑郁和暴力格调进展着。既不会觉得过重，又不会觉得毫无兴致。这对“患难夫妻”在片中彰显着某种默契，西佳敬打劫银行后开着小车带妻子去了各个地方，完成她的心愿。
西佳敬在妻子钓鱼的时候，亲手解决追债的人，镜头并没有对妻子的反应做出过多刻画，她好像一切都了然于心，只想往生命尽头走去，在这个期间，没时间和精力去判断对错。她爱西佳敬，她爱女儿。唯一有一次追问也只淡淡地略过了，枪声惊动了她：“是什么东西？”西佳敬一如既往地沉默，妻子也没有再好奇和过问，两人反而开心地吃起野营版“意大利烧烤”。举起被柴火烤得黑乎乎的肉这一刻，夫妻仿佛有种忘却伤痛的抽离感，只想纯粹为这样一个简单的事物开心一阵，这是许久没有回归的感受。
对于西佳敬自己而言，与其说是帮妻子完成心愿，不如说是自身的“大逃亡”。他的同事一个半身瘫痪被妻儿抛弃，一个因公殉职，西佳敬认为所有的不幸都是因为自己的失误。他渴望弥补所有人，却常常无能为力，因为他自己过得也并不那么如意。
电影中除了半身瘫痪的警察同事作画外，还有许多奇怪的插画镜头。如果说同事的的作画是瘫痪后的精神救赎，那么那些穿插的影片中的画又意味着什么呢？它们往往是一些动物的身子，花瓣的头颅。
你很难去强说它们与宗教和信仰有什么关联。它们显得“稀奇古怪”，凭空消失的头换成了花朵让人有一丝陌生和畏惧感，却又保留的肉身的可爱之处。花是美好的，动物的生命也是美好的。它们都是鲜活的自然艺术品。但为什么两个美好的事物放在一起会产生恐惧和疏离感呢？这似乎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哲学问题，不同人看画的感受也不同，笔者便不加赘述。
影片中，从未出现的过世女儿以幻想和回忆的方式出现在海边，观众无法界定这是西佳敬的想象还是妻子的想象。他们两人依偎在海边，望着不远处拿着风筝跑来跑去的“女儿”。
妻子一直摆弄的积木，也寄托了她对孩子深切的思念。这副积木一开始在家中的时候似乎怎么都拼不好，而后面夫妻开车离开的旅途中镜头给了这副积木完整拼合的样貌。影片中饶有趣味的一个角色是废旧场老板。
老板对西佳敬似乎一直抱有某种兴趣，从西佳敬开口说能不能卖警车灯给他打劫银行开始。一个不被尊重的废旧场老板，少有被尊重式地对待，人们认为那里的东西都可以随手拿走，无需过问。片中出现的一位男子，在过问废旧场另一位女工作人员后直接去材料堆里翻物件，被这位老板看见后狠狠责骂，说这些都是商品。老板是需要一些存在感的，他的工作环境让他不被重视，他的内心也在期待能干点儿“大事”，他渴望被关注、被发现，不管是以好的坏的理由。当西佳敬劫持银行的新闻登上报纸的时候，他满脸兴奋地坐在椅子上，还说了一句：“当初应该把车20万卖给他的。”
影片的最后西佳敬开枪结束了他们夫妻二人的生命。一路过来，他已经杀了很多人，在警车追踪过来的时候，早就明白自己的命运的归途。
而导演对这一自杀画面选择的视角是那么清澈明亮，配乐也轻柔舒缓。
主角好像不对任何亲手杀死的人抱有亏欠，也不对自己生命的归途感到遗憾。既是角色个性的表现，也是导演个人意志的某种表达。《花火》是西佳敬一个人的孤注一掷吗？它是，又不完全是。
影片中的其他警察说他战功累累，而他却又劫持银行、杀害追债人。他真真切切曾经是一个“好公仆”，在逃亡的时候却又这个称谓反感至极，开车门放到一个求助的撒野路人。烟花是绚烂的，又是危险的，是动人的，又是短暂的。它像西佳敬的这段旅途。
